广安出了个“晚清宰相”卓秉恬
原标题：广安出了个“晚清宰相”卓秉恬
“蜀人清代显官，莫过于张鹏翮与秉恬二人。”
此句出于《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07页“卓秉恬”的人物介绍一文。
笔者前不久完成一篇7000余字的文章《广安出了个“大清廉相”张鹏翮》，详细介绍了出生于广安邻水的清代宰相张鹏翮的生平事迹。在研究了卓秉恬后，笔者惊奇发现，同样作为清代宰相的卓秉恬，竟也生于广安。而清代蜀人拜相，也就只有张鹏翮与卓秉恬。而更神奇的是，两人去世后，均被清代帝王赐谥号为“文端”。谥号“文端”与谥号“文正”类似，是历代文官梦寐以求的谥号，帝王也是不轻易赐的。这让人不得不感叹：广安真是地灵人杰呀！
相比张鹏翮2岁就离开广安不同，生于广安岳池的卓秉恬虽然后来也迁籍他处，但他在岳池度过了少年时代，心里深深认可的家乡是他的出生与成长地，为官后还回到岳池并留下题刻。即便是暮年已高居宰相之职，仍关心着家乡，与岳池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卓秉恬像（资料图片）
诸多资料，确证卓秉恬生于广安岳池
笔者初知卓秉恬之人，缘于《岳池县志》（光绪版）对其祖墓的记载。该志的《古迹志·陵墓》记载：“大学士卓秉恬祖茔，在治东负廓金石岩下，后通籍迁葬别所，惟古址徒存。”
多年前，我粗读《岳池县志》（光绪版），就已注意到这一记载，毕竟，清代大学士即为宰相，作为宰相的卓秉恬，其祖墓在岳池，这也是岳池县的光荣呀！但由于历代《岳池县志》均未对卓秉恬作相关介绍，笔者也未将其视为“广安名人”之范围。直到最近偶获《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一书，才开始警觉起来。
《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为上世纪80年代南充地区文化局编印的一本内部刊物，该书第63页对卓秉恬其人这样介绍：
卓秉恬【清】（1782-1855），字静远，一字海帆，四川华阳（今成都）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历仕三朝，垂六十年，未尝外任。持身清正，鲠直敢言。工书，尤善诗文。嘉庆年间，选辑有著名法帖《快霁堂帖》四卷。道光六年（1826）赴岳池为其师何棻祝寿，题匾“随处足”。又书“灵泉”二字镌刻于后山石壁上，字大过尺，笔力雄健洒脱，自然浑厚，神韵油然。（注：民国《华阳县志》载，卓秉恬为嘉庆六年辛酉科举人，嘉庆七年壬戌科吴廷琛榜进士）
这段文字尤其让笔者不解的是，“赴岳池为其师何棻祝寿”，《清史稿》和《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均记载卓秉恬为华阳县人，其老师又怎么会在岳池呢？结合其祖茔在岳池的记载，莫非卓秉恬年少时期也是在岳池度过的？
关于何棻，《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也有收录：
何棻[清](生卒不详)号馨葊，岳池县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科举人，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进士。历任山西绛州(今新绛县)、河津高阳、盐山、怀安、西宁、宛平等县知县，道光四年(1824)调补南皮县(今天津)加捐知州职衔。晚年优游林下二十余年，以训子孙耕读、教授生徒为乐。终年八十四岁。善诗文，工书。岳池县西门外甘佛寺后岩石刻“龟峰”两大字，径丈余，楷书，是其亲书，笔力雄健遒劲，苍老劲拔。
从卓秉恬和何棻二人的介绍可看出，两人年龄差距较大，但二人有着最大的共同点：善工书法。而何棻又是卓秉恬的老师，这大体就可猜出，卓秉恬善书多是受老师何棻的影响，其影响的年限不太可能在卓秉恬作官之后。结合两人的为官经历，两人共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卓秉恬“历仕三朝，垂六十年，未尝外任”，而何棻则从未作朝官，一直在地方任职。
仅从以上，便基本可以判断，卓秉恬是在岳池出生，并度过了他人生关键的少年成长期，这才有他与何棻之间的师生缘份。进一步讲，何棻中举之前，作过私塾老师，卓秉恬便曾是他的学生。
当然，能证明卓秉恬出生于广安岳池，还有最直接的证据，只是笔者最近才发现。
清光绪《岳池县志·艺文志》收录了一篇墓志铭，名为《皇清例赠孺人康母李太孺人墓表》，该墓志铭作者正是卓秉恬。
铭文开头便这样写道：“乙巳春，康荷生年侄来京应礼部试，手先孺人事状丐余表阡，余先世家岳池，辛酉、壬戌与其父惺斋公先后入词垣，公旋下世，荷生尝馆于余之家塾，时称道母德，故余知孺人特详。”其大意是：乙巳年（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春，年侄（同年进士之子）康荷生来到京城参加礼部会试，手持他先母生平事迹材料来请我写一篇墓志。我原籍岳池，在嘉庆六年（1801）及嘉庆七年（1802），与他父亲惺斋公先后进入翰林院，不久他父亲便去世了，而康荷生曾在我家私塾就读，时常称道他母亲的品德，所以我对夫人的情况知道得很详细。
这里的“荷生尝馆于余之家塾，时称道母德，故余知孺人特详。”便十分清楚地表明，卓秉恬早年的家就在岳池，至于其家迁往华阳县，则应是他作官多年后的事情了。从“余知孺人特详”一句也可看出，已在京城作官的卓秉恬还曾经回到岳池，与在卓家私塾读书的康荷生有着深入的交流——若不然，又怎能“知孺人特详”呢？
官居宰相，仍难舍家乡情结
关于卓秉恬回岳池，岳池县的官方史料均无记载，但《岳池县志》（1911-1985）在第182-483页有这样的记载：“翔凤山石刻……清道光元年（1821），体仁阁大学士卓秉恬题‘灵泉’。”相比前面所举《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关于卓秉恬的介绍，《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说得更详细，只是两者关于卓秉恬题“灵泉”的时间有区别。
结合《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关于何棻的介绍便会发现，何棻是道光四年（1824）致仕还乡的，卓秉恬题“灵泉”处于到岳池为何棻祝寿期间，因此准确时间应该是道光六年（1826），只是题刻落款中的“六”被岳池人误认为“元”罢了。
据《清史稿·卓秉恬传》，道光四年，卓秉恬任奉天府丞，因父亲去世，回乡丁忧。按古代丁忧制度，一般是居家3年。也就是说，道光六年，卓秉恬仍处在丁忧期间。在古代，官员异地作官期间，除了为丧父丧母丁忧之外，一般是不允许回家的。
现在我们基本能弄明白了，正是这3年的丁忧时间，卓秉恬才有机会常处家中，并与正在卓家私塾读书的康荷生有了密切的接触，故而常听康荷生讲其母德，对其母亲的事迹知之甚详。也正因这段时间，也才能有机会为自己的老师、时已致仕还乡的何棻祝寿。
进一步讲，至少在道光六年时，卓秉恬的家仍在岳池。至于迁籍成都郊县的华阳县，则是后来的事情了。
根据成都市相关资料，卓秉恬祖上在成都开了个“广益号”酱园，更有歌谣流传：“卓秉恬，卖过酱，道光年间拜过相。”从这里可以看出，卓秉恬祖上是卖酱的，在成都有铺子。康熙年间，岳池县被废50余年，后又复县归属顺庆府。被废期间，岳池县并入了广安州，或许，卓秉恬祖上是在康熙年间到成都开酱铺的，其铺子取名“广益号”，应得名于两地——“广”即指广安州，“益”则指俗称“益州”的成都。另外，清咸丰年间，卓家还在成都棉花街修了一座府第，人称“相府”，同期，卓家还牵头成立了酱园公所。从这里则可看出，卓秉恬大致是在道光年间从岳池迁籍到成都郊县的华阳县的。
卓秉恬为何迁籍？笔者认为，卓秉恬父亲在岳池去逝后，其母亲大致健在，但岳池老家应该不会再有其他亲人了，毕竟成都这边做着生意，又有铺子，不可能把母亲一人留在老家而无人照顾吧？为了年迈的母亲，只得把岳池的房产卖掉，然后把母亲搬到成都，便于其他亲人照顾，并正式落籍华阳县。也或，此时父母均已去世，岳池家中已无亲人，而其他亲人已于华阳县落籍，便一并迁籍及祖茔于华阳吧？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卓秉恬为康荷生母亲写墓志铭一事。此时为道光二十五年，卓秉恬已年过六旬，并正式拜相，官居武英殿大学士。而此时的康荷生连进士就还没考上，其父亲也只是与卓秉恬为同榜进士，且中进士不久就去世了。两人也并非亲戚关系，身为宰相的卓秉恬怎能轻易降下身段而接受康荷生之请呢？除了卓秉恬浓浓的乡情，恐怕很难用其他原因来解释了。从铭文开头“余先世家岳池……知孺人特详”来看，卓秉恬也确确实实是以一个家乡人的身份来认真对待这个事情的。
而卓秉恬的家乡情结，还不止表现于此。《岳池县志·艺文》还收录了卓秉恬另一篇文章，即《恩赐八品衔例封征仕郎爵一周先生七旬晋四暨德配李太孺人七秩开一双寿》。这篇文章是受岳池人周虎臣兄弟二人之请，写给其父母的寿序（类似于今天的祝寿词）。
卓秉恬在寿序开头便这样写道：“周明经虎臣，蜀中俊士也。前年以廷试入都，从余游两载，因稍悉其家事，比者旋里，偕其弟晓霞来征余文，归祝其尊人爵一先生暨尊慈李太孺人寿，言于余曰：‘家君未为世用，功名无可见，而孝义出自性生，所为事类依于道，用乞一言，以荣制锦。’”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读出四点信息：一是岳池人周虎臣，仅是一名贡生，连举人就不算，更别说是进士了；二是周虎臣因参加廷试进京，跟随卓秉恬学习了两年，其实这也只是卓秉恬较为委婉的说法，真正意思应是，周虎臣在京城这两年，是卓秉恬收留了他，一则可帮他大大节约在京城的日常费用，二则让周虎臣跟在卓秉恬身边，既可快速提升周虎臣的学识，也可大大增强周虎臣的朋友圈，为将来的仕途作些铺垫；三是周虎臣在京城呆了两年，马上要回岳池了，总得给父母一点见面礼吧，于是便约上已在京城供职的弟弟周晓霞，来到卓秉恬家中，恭请身居高位的卓秉恬为父母写一篇寿序，以光耀门庭；四是周虎臣父亲只是岳池县城的普通百姓，但卓秉恬收留周虎臣这两年里，已从周虎臣那里知道不少关于他父亲的相关事迹，这说明卓秉恬离开岳池多年，依然惦记着家乡，常想听听家乡发生的一些事——这可是对家乡岳池的深深眷念啦！
这篇寿序没有具体的落款时间，但文中却有这么一句：“次子即虎臣也，登道光己酉科。”这里的道光己酉，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也就是说，写序时间大约在咸丰元年（1851），此时的卓秉恬，已任武英殿大学士好几年了。此时，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卓秉恬，竟也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家乡一名贡生之请而为其父母作寿序，而这贡生的父母也仅是岳池县的一名普通百姓，这背后难道不正是卓秉恬对岳池县浓浓家乡情结的再次体现么？
光绪版《岳池县志》收录的卓秉恬2篇文章，均出自于卓秉恬拜相之后，尽管此时卓秉恬已迁籍华阳县（1965年并入双流县），但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来看，卓秉恬骨子里的家乡概念，不是华阳县，而是岳池县。也难怪，成都市诸多地方史料，均难见卓秉恬在华阳的相关事迹，也鲜见其为华阳的人和事所作的文章或书画。
其实，卓秉恬的事迹原本计划收入清代《岳池县志》的。清光绪《岳池县志》关于“大学士卓秉恬祖茔”的介绍中，还有这么一句：“嗣增补县志者直将学士父子载入邑《选举》，兹仍因旧志省去。”意思就是，道光三十年（1850）增修《岳池县志》时，修志的人直接将卓秉恬父子二人（卓秉恬子卓枟，官至吏部侍郎）列入“选举”部分，但因为卓秉恬已迁籍华阳县了，便省去了，于是光绪年间再修《岳池县志》时，也沿袭定版的道光县志，没将卓秉恬父子二人纳入。而其祖茔因“通籍迁葬别所”——“通籍”也即做官的意思，这也印证了笔者的分析：卓秉恬作官之后才把户口和祖茔外迁。
遗憾的是，尽管卓秉恬从岳池迁籍于华阳，但他逝世后并未葬于华阳，而是葬在了北京昌平县黄土村聚福庄。这或许与其儿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卓秉恬入仕较早，长期在京城任职，其儿子也是在京城出生并长大的，对于四川来说，既缺乏生活经历，也缺乏家乡认同感。
岳池县翔凤山崖壁“灵泉”石刻，系卓秉恬手迹。
鞠躬尽瘁，历仕三朝的“官场不倒翁”
卓秉恬自20岁考中进士作官起，便一直在京城任职，直到年老致仕。但每一次朝廷派他到地方巡查，他都尽职尽责，实情呈奏，极力为地方百姓鼓与呼。
嘉庆十八年（1813），卓秉恬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他赴山东道巡查发现，这片区域盗风甚行，根本原因是官府的捕役与民间的盗贼狼狈为奸：捕役常从盗贼身上坐收渔利，而捕厅又取财于捕役，公然给捕役下任务，要求捕役每月上缴一定钱款，称之为月规。反过来，盗贼因向捕役缴纳钱款，便依仗捕投为护身符，盗窃行为更甚。当百姓有财物被盗而告官时，官方往往不予理睬，盗贼也因此对告官者更加痛恨，对告官者加倍实施盗窃行为，弄得百姓叫苦连天。这种官盗勾结，在山东道比比皆是，尤其是直隶省的大名、沧州，河南省的卫辉、陈州，山东省的曹州、东昌、武定，江苏省的徐州最为普遍。为此，卓秉恬上疏朝廷，建议直隶省要每保每甲地查，其他省份交由各省最高长官亲自督查办理，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期间，卓秉恬同时也十分关注运河的河道运输。他曾奏报朝廷说，微山湖水向来接济韩庄八闸和江苏邳州一带运河，一到湖水短缺年分，通往江苏的运河即告枯竭。为改变这种情况，就须要山东、江苏两省加强跨区域协调，做好各闸水量调节工作，保持运河畅通。同时，他利用山东地下泉眼丰富的优势，不辞辛劳，亲自勘察泰安、兖州各地泉源，共探测出新泉43处，以保证运河在枯水期有各地泉水补充。
作为四川人的卓秉恬，涉及四川的民事也常常让他关心。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一天，他了解到陕西经四川到湖北，有连绵数千里的巴山老林，即从陕西宁羌由南往东、经四川至湖北保康一带，由于土地贫脊，所交粮赋也极少，无业游民给地主不多的钱，就可租上数沟数岭来种，一旦遇上不好的年分缺少收成，佃农便又搬到其他地方去种。由于百姓流动性大，一遇干旱或水涝年分，百姓欠收，便奸民四起，州县也因为地方辽阔、莫能追捕为由，各地互相隐瞒不报。直到酿成大案，才上奏朝廷，然此时已难以控制而于事无补了。加之事连三省，朝廷大员下来办案时，往返三省调查，等到各州县奉旨办理时，常常是在几个月后的事了。为此，卓秉恬向朝廷上疏建议，在巴山老林的关键地带设立相应官署，专设大员控制。
然当年嘉庆皇帝逝世，道光皇帝即位后，阅此疏奏，对卓秉恬的建议很是赞同。
道光十三年(1833)，卓秉恬已任大理寺少卿一职。其间，陕西省已被免职的原任盐知事徐登元上京控告安康知县王以铭侵吞赈款，朝廷便命卓秉恬与刑部官员赴陕西查办。经过一番认真审查，卓秉恬最终查明，徐登元所控，多系诬告，而王以铭办赈报销前后不符，城堤各工程失误，并在地方滥行苛派，建议将徐王二人分别治罪，以振纲纪，最终也得到朝廷的批准。因性鲠而忠、廉洁公允，卓秉恬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不久又相继升任太仆寺卿、宗人府丞。道光十五年（1835），又升任礼部侍郎。
此后十年间，更是卓秉恬为官生涯的高光时刻，他先后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二十四年（1844），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其间的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已作兵部尚书的卓秉恬对国民食鸦片深切痛恨，在他和诸多大臣的推动下，清廷共颁布了严禁鸦片的39条法令。1843年三月，他参与研究江防海防要务，为防范英国军利用内河对中国内陆朝廷侵略，他提出“将士用命”和“慎选文武”：将士是否用命，“全恃平日恩威，见敌如何决机，尤在临时措置。如果随机应变，协力同心，则自海人江，层层门户，不难制其死命”；“慎选文武”，是稳定地方，安定军心民心的“第一要务”，应认真办理。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
咸丰五年（1855）九月，卓秉恬在京城病逝，享年七十四岁，清廷赠他太子太保，谥号“文端”。从青年为官，到年老病逝，卓秉恬几乎一直在京城任职，历官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共54年，人称“官场不倒翁”，后世则评价他“有古大臣任事之风”。
在清朝268年中，四川人作宰相的，只有张鹏翮和卓秉恬二人（顺治时期的胡世安虽然也是武英殿大学士，但当时并不掌管中枢机构，清朝从雍正开始，大学士才可称宰相）。
广安，偏于川东一隅，竟诞生了清代四川仅有的两位宰相，实为灵地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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